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章节目录(5)

再看看史学家朱大渭的关于躬耕地的文章

诸葛亮躬耕地析疑 作者：朱大渭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因其对后来建立蜀国和三国鼎立局势的准确预见，被誉为千古佳话。但关于“隆中对策”的地址，即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论者颇有争议。一说在南阳邓县隆中，一说在南阳郡治宛县。（1）最近在发行三国系列邮票的实际工作中，即产生了这一争议。实际上，诸葛亮躬耕地不仅牵涉到三国系列邮票的发行，从史学和人物评论的角度看，他10年躬耕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交往，对其青年时代的成长和后来的军政业绩以及刘备能够请其出山建立蜀国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联系这些问题作全面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一)诸葛亮躬耕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我认为前者论据充分，符合历史真实；后者实据不足，难以成立。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在他死后300余年内最为可靠的重要资料就多至七条。

第一，《晋书》卷八八《孝友·李密传》说：西晋刘弘镇襄阳，密子兴(又名安)“在(刘)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唐修《晋书》此条资料应根据最早的王铨王隐父子所著《晋书》)。

第二，王隐《蜀记》记此事最详。他说：“晋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2)

第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3）

第四，《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风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又说：“若向八君子者(此信共追思八人)，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

第五，郦道元《水经注》卷二九《沔水又东迳隆中》条云：“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应为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又《沔水东迳乐山北》条云：“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

第六，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说：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暑)台。……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4）

第七，萧梁鲍至《南雍州记》载：“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5） 上述七条资料，尽管出自五人之手，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明确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处，即南阳邓县隆中，而无任何疑点。李兴的《碣文》约423字，全文载王隐《蜀记》。（6）习凿齿的《宅铭》约80字，载《艺文类聚·居处部·宅舍》、《初学记·居处部·宅》。他给桓秘的信，节录256字，载《晋书》本传。王隐既然在钓蜀记》中全文转载李兴的《碣文》，他在撰写《晋书》卷八八《李密传》时，必然会提及此事。私家撰写《晋书》虽多，而王隐《晋书》写作时间较早，开始于东晋之初(318—321)，完成于东晋庾亮为荆州刺史时(334—340)，并上呈晋廷。故现存正史《晋书》卷八《李密传》中关于李兴写诸葛亮《文》的记载，当从王隐《晋书》或《蜀记》而来。习凿齿所处的时代，稍晚于王隐，他所撰的《汉晋春秋》、《宅铭》以及给桓秘的信，所记诸葛亮隆中故居，既是在家乡的耳闻目睹，又必然参阅了王隐的《晋书》和《蜀记》的资料。《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所以沔水经乐山北、隆中流向极为准确。所记李安作《宅铭》，无疑从《蜀记》而来，因所引前三句与《蜀记》碣文无异。关于习凿齿所写《宅铭》，显然郦道元必定亲见《宅铭》文字，才可能有具体的年号和年数记载。《荆州记》和《南雍州记》所载，既参阅了前代人的资料，又增加了一些景物。可见上述各条资料，互相关联依存，彼此印证可靠，形成完整的一体，要否定其中任何一条，都必然牵涉其他六条，因而诸葛亮躬耕南阳邓县隆中的结论，乃是无法动摇的。

我们应当注意，前面所分析的最重要的前五条史料，是以王隐和习凿齿两人的著作为核心。王隐父王铨为魏晋时人，略晚于诸葛亮。他“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7）王铨搜集《晋书》资料时，离三国时间最近。据证实，王铨约生于魏嘉平五年(253年)，约卒于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年约43。（8）王铨弱冠醒世时，也即搜集整理材料时，离诸葛亮躬耕隆中只不过66年，离诸葛亮死只有39年。所以他留给王隐的“遗业”，即《晋书》和《蜀记》资料或部分稿本，更具有权威性。王隐为西晋末东晋初人，“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9）东晋元帝建国之初，即太兴(318—321)初年，便召王隐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所以王隐《晋书》开始时实为官修正史。当时另一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预为余姚大姓)，不知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10）据此，知王隐父子皆为史学名家，实际上《晋书》和《蜀记》应为其父子两人共同写成。习凿齿为襄阳人，襄阳离邓县隆中只有20里。他所活动的时代，离诸葛亮躬耕隆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相去之不远”。关于邓县隆中诸葛亮故宅，他除参阅王隐《晋书》、《蜀记》外，必定亲自目睹及听故老传闻。习氏本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深为时人所器重。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转西曹主簿，后迁别驾。温常征伐，以“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11）桓温对其“亲遇隆密”，曾褒奖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12）具有一流军政才能的桓温，对习氏如此推崇，其才学人品素质，便可想而知。习氏所撰《汉晋春秋》，起自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凡54卷。从其临终上疏和《三国志》、《后汉书》注引内容看，该书尊蜀汉为正统的史观虽未必可取，其叙述汉晋间约290年历史，体例统一，史实完整，确为一部谨严的史著。（13）主张“南阳宛县说”者，贬《汉晋春秋》“实际是一篇杂文”，乃是带常识性的错误。像习凿齿这样一位严肃而著名的学者和史家，记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乃其家乡近代史事。再联系离诸葛亮躬耕时间更近的史学名家王隐父子的记载，以及郦道元参考他们的资料，又经过实地考察，再次追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的史实，可谓证据确凿充分。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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