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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章节目录(8)

来源:现代地质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2-12-0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二,主张“宛县说”者,还有一条所谓“过硬”的材料,即李兴所撰《碣文》中,开头便说“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古人以山南水北称阳,那么诸葛亮躬

第二,主张“宛县说”者,还有一条所谓“过硬”的材料,即李兴所撰《碣文》中,开头便说“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古人以山南水北称阳,那么诸葛亮躬耕地应在沔水之北。(42)这是不明史实,对李兴《碣文》的曲解。其实,《碣文》第一句乃是讲刘弘奉诏于南阳张昌起义。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五月,张昌起义发生,“江沔间一时焱起……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43)当时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镇襄阳,向朝廷告急。晋廷派刘弘为荆州刺史,与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领兵至南阳宛县。张昌亲自挥师北上,在樊城一战,击毙镇南将军司马歆。晋廷诏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年六月,刘弘以长史陶侃等率大军进据襄阳。张昌则避开陶侃大军,径直北上围刘弘于南阳宛城,败赵骧,杀羊伊,刘弘败退梁县(属豫州汝南郡,与南阳接界处)。张昌义军回军进攻襄阳不克。七月,张昌退回江夏郡。刘弘带兵击杀范阳王硫所派荆州刺史张奕后,正式领荆州刺史,进驻襄阳。接着,陶侃大败张昌军,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入长沙下隽山。次年(永兴元年,304年)正月,益州刺史罗尚为李雄义军所败,遣别驾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粮,“(弘)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固”(44)。李兴去荆州求粮的时间,《蜀记》为永兴中。永兴只有三年,据《通鉴》考订为永兴元年(304年),完全符合史实。(45)李兴本为蜀人,因公事去襄阳趁机观看前蜀相诸葛亮故宅,以示缅怀。刘弘忠于晋室,也是“奉命于危难之间”,抚今思昔,追念诸葛亮之为人,与李兴同往,并命兴为《碣文》,应为情理中事。李兴所撰《碣文》第一句为全文序句,讲刘弘受诏为荆州刺史以张昌起义,为义军所阻于南阳,而且开始为义军所败,部属死伤甚众。接着,“听鼓鼙而永思”到“轼诸葛之故乡”,是讲陶侃等击败张昌义军后,刘弘镇守襄阳,在平息战乱之余,要发扬诸葛亮的“遗光”,彻底平息战乱,把国家治理好。这是刘弘与李兴观诸葛亮故宅,以及撰写《碣文》的主旨。所以下文用较长篇幅写诸葛亮的功业。最后又回到诸葛亮的故宅:“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今我来思,觌尔故墟。”(46)文中“故乡”、“此宅”、“故墟”,均指诸葛亮隆中故居。这样,《碣文》从头到尾,意明理惬。如果说,“沔之阳”指诸葛亮故宅在沔水之北,那么“天子命我”如何解释呢?难道当北方刘渊已起兵,西南李特、李雄起义如火如荼,特别是长江中游的张昌义军向北挺进,京都洛阳震动,晋惠帝还有闲情逸致,专门下诏命刘弘去拜谒诸葛亮故居,岂非天大的笑话。

第三,《水经注》卷二九《沔水注》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指诸葛亮)宅铭焉”。主张“宛县说”者提出,西晋只有惠帝司马衷在位有永平年号,但当年即改元元康,所以永平五年应为元康五年(295年),上溯60年为魏明帝曹睿青龙三年(235年),这时“李安(又名李兴)的父亲李密才14岁,李安是李密的第二个儿子,这时还未出生,怎么会写《孔明宅铭》呢”。(47)这是有意把时间搅乱,企图达到否定李兴《碣文》和习氏《宅铭》的目的。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李兴写《碣文》的时间,前述在永兴元年(304年),准确无误。再过60年左右,只有升平(357—361年)和太和(366—370年)两个年号有五年。从升平至太和时,习凿齿恰好在桓温荆州府任职。也就是说,李兴为文后50余年至60余年,习氏均在荆州。他一直反对桓温篡晋,作《汉晋春秋》尊蜀汉为正统,追思诸葛亮忠于蜀汉而作《宅铭》,以抒怀,符合其心志。习氏若在升平五年(361年)作《宅铭》,则在李兴作《碣文》后58年,离60年差二年;若是在太和五年(370年)作《宅铭》,则在李兴写《碣文》后66年,正合“六十余年”。《水经注》在北宋以前,靠抄写流传,在传抄中经注文混杂,错行错页,甚至某些篇残缺不全,年号和年数尤多错讹,本不足为怪。李兴和习凿齿所写《碣文》和《宅铭》尚存,白纸黑字,岂能否定。至于习氏《宅铭》写于何年,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写《宅铭》的年号或年数有误,便将写铭文的事实也加以抹煞。当我通读“南阳宛县说”的文章后,总觉得其中多杂有感情用事,从而对许多重要史料,或轻率地予以否定,或随心所欲,凭臆妄解,至于带常识性的错误,俯拾皆是。这种不严谨的学风,应是史家所不取的。

综上所述,从魏晋时的文献记载,当时所存遗物,襄阳和南阳的政治军事地理条件,诸葛亮在躬耕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他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作全面的考察,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南阳邓县隆中,即今襄樊市隆中,绝不可能在南阳宛县。如果他不是在离襄阳很近的邓县隆中躬耕,便不能得到襄阳地区那么一批出类拔萃的师友的教诲帮助,以及对当时全国形势全面透彻的了解,从而也就很难产生《隆中对》中的政略战略思想,而且也没有机缘同刘备见面,至于辅佐他建立蜀国,也将不可能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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